抓食品安全不能只靠曝光

富子梅

必须保持监管的独立性，彻底杜绝监管人员和被监管对象相依共存，提高基层监管执法的公信力

据报道，重庆近日查获1250公斤含有国家明令禁止添加的福尔马林（甲醛水溶液）的血旺。“甲醛血旺”早在两年前就被当地媒体揭露过，却一直没得到根治，甚至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大行其道。

接连曝光的食品安全问题，让大家对表面上色香味俱全的各类食品几乎丧失了基本的安全信心。从三聚氰胺奶粉到化学火锅底料，从瘦肉精猪肉到染色馒头，从硫磺生姜到福尔马林血旺，问题食品此起彼伏。大家禁不住要问，下一个被曝光的问题食品将是什么？依靠媒体曝光来推动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是否太过被动？怎样才能让监管与惩处更有力有效？

食品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百姓关注，高层重视。中央领导多次强调，要加大监管力度，严把食品安全关。颁布食品安全法、成立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以来，食品安全在国家层面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但在实际中，却表现出“一头热、一头凉，一头弱、一头强”的状况，即高层热、基层凉，食品产业弱、地方保护强。

从当前情况看，高度重视食品安全的意愿、举措还没能传递到基层农场、工厂、市场和监管层。在各地，食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受制于薄弱的产业基础依然散乱，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难以计数，而在基层特别是广大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监管能力显得捉襟见肘：人手不够，资金短缺，监管乏力。再加上GDP至上的惯性思维，一些地方为了带动税收、拉动就业，纵容食品生产企业违规经营，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助长了企业逃避监管的侥幸心理，使一些小隐患积累成大问题。

食品产业规模化、组织化、规范化程度不高，行业自律约束机制不健全，企业质量安全管理能力较低，是食品安全处于风险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的重要原因，但这决不能成为问题食品频现的借口。当此之时，更要把保障食品安全的各项举措不折不扣落到实处，用严格的监管和严厉的惩处，破除本不该强大的地方保护，淘汰劣质生产经营企业，逐步改变食品产业基础薄弱的状况。

基层监管执法不能总在媒体曝光之后才有力度。要让日常监管硬起来，一方面必须充实基层监管力量，配齐装备，更新标准，培训人员，提升监管能力；另一方面，必须保持监管的独立性，彻底杜绝监管人员和被监管对象相依共存，提高基层监管执法的公信力。

保障食品安全是食品生产经营者、监管部门和各级政府的法定责任。各地各部门既要支持企业发展，也要严格监管。只有创新食品安全监管惩处体制机制，严惩违法犯罪行为，才能强化对生产经营者的外部约束力，促进其内部管理能力稳步提高。这虽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却是强基固本之策，各地各部门务必严格落实责任，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抓下去。

禁烟禁酒需要行政规范与各级干部的表率

李泓冰

限酒与禁烟的步履蹒跚，有文化、政治和经济的重重阻力。需要以法律来破解陋习，也需要行政规范与各级干部的表率

奉烟与敬酒，几乎成了社交场上的中国文化符号，取代了从前物质短缺时期“你吃了吗”之类的寒暄套话。如今，这样的烟酒文化，因为伤及生理、心理健康，浸润了官场、商场上的不良风习，甚至发生一些恶性事件，威胁到公共安全，引发公众与决策层的高度警觉。

自5月1日起醉驾入刑之后，虽有顶风作案者，但显然收敛了许多。在许多大中城市驾车“本本族”日渐普及之际，用法律来向醉驾严厉叫停，不但能终结久治难愈的酒后驾车，也是向无酒不欢的酒桌文化注入一针镇静剂。虽然醉驾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与酒相关的各种潜规则的终结，但至少取得了具有标志意义的阶段性胜利。

然而，同样是5月1日推出的“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效果却不如人意：在众目睽睽之下，在禁烟标牌之侧，烟民们依然怡然自得地喷云吐雾。尽管专家们一再呼吁，对个人难以掌控的两大致癌高危因素——“二手烟”和“空气污染”，应尽快立法并建立专门执法队伍，重罚“公共场所吸烟”，然而，中国的禁烟步伐依然迟缓得让人失望。我国签署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承诺今年1月9日前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实现100%禁烟，可是，履约的5年内，不仅全民吸烟率没有下降，二手烟的受害者却在3年内增加了2亿人——这一失约与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很不相符。

限酒与禁烟的步履蹒跚，有文化、政治和经济的重重阻力。其中，烟酒文化习俗的阻力首当其冲，影视中要表现正面人物的深思熟虑，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往他手中塞一支烟；百姓婚丧嫁娶场面上也断然少不了烟与酒；送礼最体面最拿得出手且不太会有行贿受贿之嫌的，也非烟酒莫属。类似“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的官场潜规则，就这样四处蔓延。烟酒产业的厚利以及对地方GDP的贡献，便在官场与民间积习中互相唱和，获得“双赢”。

现在，法律终于庄严出场了。

醉驾入刑，基于长期以来公众对酒驾的深恶痛绝与穷追猛打，也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局部胜果，这或将成为法律源于社会习俗，同时又约束社会习俗的极好范例。卫生部发布《条例》规定，从5月1日起全国将在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可是，由于缺少可操作的执法方案及执法人员，难免遭遇尴尬。

打蛇必打七寸。我们除了继续呼吁以法律来破解陋习之外，也寄望于行政力量与各级干部的表率作用。事实上，上述的三重阻力，都与各地行政管理执法方面的默许或者宽容息息相关。倘若有党政干部率先垂范，对相关企业不再有明里暗里的保护性政策，对违法者以及违法后寻求关系开脱者必查必究，积重难返的烟酒陋习，或能在这样的综合治理下有所改观。

“精神病收治”不得偏离法治轨道

范正伟

人们对“徐武事件”的诸多质疑，一方面说明有关部门的工作需要改进，同时也再次反映出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存在的空白

武汉武钢职工徐武，在因“精神病”被强制入院治疗4年后，近日从精神病院逃离到千里之外的广州，但旋即又被跨省追回。

人们关注“徐武事件”，既是关切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还因为它与此前案例有太多相似之处：同样是被有关部门强制治疗数年，同样有“状告”、“上访”因素，同样是亲属和本人都不认为患有精神病……尤其在此前数位“精神病人”都被证伪的背景下，要改变人们的习惯性质疑，确需拿出十分过硬的依据。

到目前为止，关于徐武“被精神病”的质疑，依然缺乏具有足够说服力的回应。比如，徐武是否患有“精神病”？如果说徐武本人否认，尚可用“不承认有病，越证明有精神病”来解释；那么在徐武家人坚决否认，并称此前是“被迫”收治的申诉下，在广州医疗机构的初步诊断与有关方面存在较大出入时，面对收治者与被收治者及其家属的各执一词，究竟该由谁来甄别鉴定？

再者，即便徐武真有精神病，是否有必要强制收治？如果说强制收治的前提是“造成危害结果”，徐武行为的危害结果是什么？有关部门若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在“徐武事件”成为公共事件的今天，为何不能及时公之于众？至于跨省追寻，更是令人不解，徐武虽然从精神病院逃出，但他既不是犯罪嫌疑人、也不是在逃罪犯，有关方面直接介入不仅于法无据，还会让人疑窦丛生：为何对一个“精神病人”如此关心？

上述疑问，一方面说明有关部门的工作需要改进，同时也再次反映出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存在的空白：强制收治没有门槛，缺乏程序规范，个人救济缺乏途径，住院期间缺乏纠错机制……在此背景下，精神病鉴定尤其是强制收治，很容易标准模糊乃至随意轻率。更值得警惕的是，从以往一些“被精神病”案例来看，在一些地方，“精神病”鉴定和强制收治，往往有着复杂的背景。它的危害在于，一般司法强制，尚且有明确期限以及救济途径；一旦被认定为精神病强制收治，不仅恢复正常遥遥无期，救济途径更是付之阙如。

尽管我国的《精神卫生法》尚在襁褓，尽管“无危险、不强制”理念还没有具体条文落实，但必须看到，即便“强制收治”是为了“治病救人”，也是以限制人身自由为前提的，需要格外谨慎。更要看到，非经法定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精神病人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公民，对其强制收治同样必须通过严格程序，而不能在一种对公众、媒体和家属不透明的环境下进行。

回到“徐武事件”上来，对于类似精神病的鉴定，我们应该回到医学本身，让精神病的强制收治遵循程序正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尊重当事人和家属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进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基层政府“晒账本”要防“技术处理”

马国英

如何确保基层政府公开的数据真实、具体、全面，是“三公”经费公开提高公信力必须解决的问题

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进财政预算公开，其中，要求地方及部门比照中央做法，做好财政预算、“三公”经费等的公开，受到关注。

公开“三公”经费，基层政府准备好了吗？

中央垂范、省市跟进，公开“三公”经费对基层来说，绝无推诿、拒绝之理。可基层也有难言之隐。正如一位基层干部所言，“三公”经费公开对节约行政成本、监管专项资金等有好处，但有些经费却很难省下来。比如县乡政府要去跑项目，迎来送往、宴请招待等等，难以避免。

这让人想起四川巴中市的白庙乡。去年3月开始，白庙乡政府将“三公”经费等支出“晒”在网上，列明每笔费用，包括一次花1.5元买了一本信纸，引起广泛反响。据说白庙乡“裸账”后，乡党委书记苦苦跑了两个月，也没有争取到一笔资金。所以有人称白庙乡为“孤本”。所幸一年之后媒体回访，情况有了好转，有企业准备要投资当地特产金银花，因为在企业看来，“敢于公开自己账本的政府，既能取信于民，也能取信于企业”。

乡镇政府公开“三公”经费支出，“是一件简单的事，却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公开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技术上并不复杂，但这么多年来全国几万个乡镇只有白庙乡真正做到了全部公开，可见，确实有难度。

财政预算、“三公”经费公开，一直是热点话题，社会呼声很高，各级政府也尝试破题。2007年施行的监督法，将人大对财政预算的审查监督具体化；2008年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建设阳光政府提供了制度支撑。公开已成大势所趋，特别是现在，中央明确要求，地方和部门只有具体落实的问题。需要防范的是，可能会有一些基层，在“如何公开”上动足脑筋，对公开的数据做“技术处理”，比如把“三公”经费调到其他支出项目里，使公布的数字远远小于实际支出。某县前几年搞办公经费厉行节约，在内部公开过包括“三公”经费的数字，有的乡上年支出了二三十万元，却只报了3万元。如何确保基层政府公开的数据真实、具体、全面，是“三公”经费公开提高公信力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从整体上说是一种增量改革，用俗语概括接近“紧烧火、慢揭锅”的意思，就是要统筹考虑改革的速度、效益与时机。基层实行“三公”经费公开，可能也需要这样一个过程。白庙乡的“公开后效应”证明，它可以成为“范本”。相信，随着改革的推进，配套措施的完善，监督体制的健全，更多的基层政府能把压力转化为动力，让“保密账”变成“明白账”，更成为“民心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