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链接】

国家鼓励公务员本着“工作需要、学用一致”的原则参加学习、培训。然而，由于相关制度不完善，不少官员成为社会上一些“天价”培训班的主要目标。一些动辄数十万元学费的培训班已畸变成某些官员打造人脉圈的“名利场”与“资源聚集地”。

2014年7月16日据报道，北大开设有66.8万元的天价后EMBA培训班，其中有一半是政界人士，引发关注。

【标准表述】

[积极意义]

官员参加培训班学习深造无可厚非，一来官员通过参加学习、培训可以增强党性修养，提升自身综合素质;二来可以通过参加培训增进官员间的沟通交流，既可以学习借鉴其他人身上的为政理念，还可以共同研讨执政方式、方法等，是大有裨益的。

[存在疑问]

其一，官员参加“天价培训”的学费来源。一般而言，公职人员的职业培训属于人力资源管理范畴，应该由单位买单。只是，如此高昂的费用，如果经由公共财政买单，不仅不符合财政制度的相关规定，也显失公平，可以视为对公共资源的滥用，甚至存在以权谋私的嫌疑。而按照相关培训班的说法，只要官员能推荐3名企业家学员，官员的60多万元学费就可得到减免，则又不免是另一种“摊派”。这样的政商关联，实际上就是一种利益输送，最终会伤害公共利益。

其二，官员参加“天价培训”的目的。不排除官员能够从类似“高端”培训中获得教益的可能，毕竟，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官员若能专心学习，肯定会有所收益。但问题是，“天价”培训班似乎志不在此，而是在创造机会为官员提供政商两界的人脉。这一点，从其课程设置、校友规划中均可得到验证。要么是国内游学，请地方政府接待;要么是同学聚会，搞政商沟通，关键点均指向政商联姻。这样的资源整合、盘活，只能造就学历贴金的官员和攀援牵引的商人。

[漏洞]

一些官员热衷参加“天价培训”的背后，一方面，暴露出当前官员选拔和人才评定的偏差。现在，一些地方将高学历与政府官员的施政能力和管理水平简单地画等号，受这种导向的影响，官员们学历注水自然也是水涨船高。另一方面，暴露出权力约束的失范。有人把官员参加“天价培训”归结为“三易”，也就是入学易、过关易、报销易，在如此多“易”的背后，不难想象约束监督权力的漏洞有多大。

[原因分析]

一是相关培训学校名利双收。如此高价的培训费，对于任何一个学校来说都是一笔庞大的收入，这不仅给学校带来了经济上的实惠，并且就这样一些前来培训的学员来说，非富即贵的身份原本就是一种凭证，将这样一些人作为本校的学生，可以在学校名气及宣传上获得极大的收获。

二是商人在此可以结交朋友圈。对于很多前来培训的商人们来说，其实他们并非是想从培训中学习到什么知识，培训的文凭也不是他们看重的，他们真正看重的是前往培训的人。这样一班全是非富即贵的人员就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优势，结交一两个商人朋友，可以看到更多的商机;结交一两个官员朋友，则可以打开另外一片做政府项目的新天地。

三是官员经过天价培训学习赢得从政资本。在动辄就是经济学博士、哲学博士，还有教授身份的官员组成中，学历文凭已经越来越重要。因此，前往北大培训，而且再高的价钱也有公家在买单，官员本人还能够到全国顶尖学府得到深造，获得一种资历、资本。

[国外相关做法的启示]

事实上，在国外，大多数国家也不乏系统化的公务员培训。如在美国，1936年的《乔治迪恩法》规定了各州政府举办公务员培训事宜，其基本模式是“官民结合”，许多培训服务向高校、社团等购买，费用由单位出资。在哈佛等高校，也有对公务员开展的MPA(公共管理硕士)培训，但它由财政埋单，是因其在政府组织规划内，且经费列支会经过缜密评估审核，以确保钱用在刀刃上，避免了资金被滥用于那些“天价培训”。

应看到，在美国等国家，公务员培训已被纳入法制框架下：培训科目课程，被纳入一体式规划;而从其经费支出到绩效评估，都有专门审核与公示，收费昂贵的培训，很难通过审批;至于企业、个人赞助公务员培训，也在禁止之列，将受到严格的廉政审查。

[措施]

对此，中公教育专家建议：

一是各级党政干部一定要从自身做起，从每一件事做起，身先示范，无论在公在私，访亲交友，都要恪守正道，严守纪律，做到公私分明，清正廉洁。

二是应该完善相关的监管制度，堵住制度上的漏洞。应尽力防止一些官员利用“学习”“培训”的旗号进行腐化行为，严格实行学习、培训审批制度，不得参加与本职工作无关的商业培训班，严格控制培训经费，不得以培训费的名义乱支经费。

三是对各类培训机构和培训班进行排查整治。要求培训机构和培训班不得组织开展与教育培训无关的活动，不得开办企业家和官员共同参与的教育培训班，不得乱收取高昂培训费。

四是纪律监察机构要将“天价培训班”列入重点监察和打击的对象。落实各项纪检监察的责任体系，加大查办违法案件的力度，绝不让奢华的“天价班”成为“反四风”的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