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医院院长之间聊天,都是问做了多少亿的营业额,而不是治好了多少危重病人。”3月29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出席2015中国医院竞争力论坛时,明确表达了对目前大医院医改的不满,并且希望“分级建立起来后,大医院院长不再比营业额,比的是合格的专科数、急危重症的抢救数量和成功率。”(3月30日《南方都市报》)

“大医院院长都比营业额而非抢救数”,问题很严重,原因很复杂。钟南山谈到的医疗体系倒金字塔形结构,正是其中原因之一。正如钟南山所讲,“来找我看专科的病人,有甘肃平凉来的,也有齐齐哈尔来的。如果基层医疗能够做好,他们根本不用横跨大半个中国来找我看病”。

目前医疗体系存在“强干弱枝”现象,一方面大医院实力很强,一号难挂,一床难求;另一方面,县级医院、基层医院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出来,有些基层医院甚至门可罗雀。“历史遗留问题”不能再留给历史。应该说,国家卫计委提出的分级诊疗体系是一个不错的“处方”,很多专业人士也为之叫好。据统计,在英国,90%的门急诊由家庭医生首诊,其中90%以上的病例没有进行转诊;在美国,每年12亿人次的就诊量,其中81%发生在医院外的医生诊所……这也启示我们,必须尽快把分级诊疗体系建立和完善起来,让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建立分级诊疗体系,离不开人财物下沉。推动财和物向基层医院倾斜,虽有不小难度,但总归有法可想。但“人”不同,推动优秀医务人员下沉,远不是一个红头文件可以解决的。这些年来,如同鼓励优秀教师下乡一样,有关部门也多次鼓励优秀医务人员下基层。如果一批优秀医务人员下去了,由此带来的医疗水平提高,自然可以增进基层医院的竞争力。但关键在于,优秀医务人员也有着利益考量,有些现实问题远远不是道德鼓励所能解决的。

我们不应忽视道德鼓励的作用,但也不该过分夸大道德鼓励的作用。3月11日,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在回答记者有关教育公平的提问时表示:“我认为农村中小学教师,在薪酬体系上应该比城市老师有20%—30%的上升。”俞敏洪提到的,实质上是激励机制的问题。一个合理的薪酬体系应该是越艰苦越高,越不容易越高。但如今事实上发生了倒挂,如同乡村教师一样,基层医生在发展前景和收入“钱景”上,远远逊色于大城市大医院。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巡视员廖新波就感慨,“一个专家在省医出诊,一个号50元,到了基层只给7元、10元,这没有任何的吸引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其单纯地道德鼓励,不如通过提升基层医院吸引力,激励优秀医务人员下基层。如果医生们在基层也能有甚至更有事业、成就、荣誉感,生活水平、收入待遇也能达到甚至超过大城市大医院,医生下沉还会这么难吗?如果从待遇、晋升上解决基层医生的出路,实现专家、技术下沉,让优秀医生扎根基层,何至于有人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看病?

医生下沉要鼓励更要激励。然而,如果总是鼓励医生下沉,却又不肯改变和提升基层医生待遇,没有物质激励支撑的精神鼓励,总让人觉得苍白无力。一些基层医院由于收入有限,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需要政府来兜底,提高基层医院的含金量,吸引优秀医务人员下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