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

论语中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实现分配公平奠定了根本制度前提。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曾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人们之间收入差距不大，但趋于绝对的平均主义，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改革开放后，逐步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践证明，这一制度适合现阶段国情，激发了社会创造活力，促进了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但也要看到，在人们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分配不公的现象：

比如，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普遍增长、生活普遍改善，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却出现下降趋势。研究表明，1996年—2009年，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占比持续上升，而居民收入占比下降近10个百分点。观察1979年—2008年GDP、财政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率的变化，也可以得出同样判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在1998年以前不稳定，时亏时盈;1999年以后持续保持两位数(2001年除外)增长，在12%—92%之间，是GDP增速的1.3—7倍。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同GDP增长较为接近，一般相差1—2个百分点。1992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也不稳定，时高时低;1993年以后则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多在14%—32%之间，是GDP和城市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速的1.5—2.8倍，多数年份为2倍。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速远快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是造成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财政收入、企业收入占比持续上升而居民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直接原因。

由于分配领域种种不公问题，导致我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当然，收入差距并不完全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其中也有由于个人能力大小、努力程度不同、贡献高低造成的差距，这种差距是必然的、应该的，是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有那些不合理、不合法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才是分配不公的表现。

【材料2】

在沿海地区采访时，记者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天津、青岛等一些发达地区，大企业多，但老百姓收入水平低，而且还有不少青壮年劳动力处于失业、半失业的状态。而在浙江温州、福建晋江、广东中山等地，没有什么“重量级”的企业，多数都是中小企业，青壮年劳动力充分就业，遍地都是小老板。

“过去说‘大河有水小河满’，现状是一些地方‘大河有水小河干’。”江苏省张家港市市委书记黄钦说，“地方政府应当富民优先，浙江的居民存款明显高于广东和江苏，就是因为浙江推行的是富民经济的道路。发展到今天，发达地区更要注重百姓富裕，百姓收入的提高。”

在广东省中山市，城乡差距是1∶1.8，民营经济对当地百姓的致富起到决定性作用。中山市宣传部长丘树宏说：“过去，地方政府考核盯着GDP，像中山这样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数字’就不太好看，因为‘普遍富裕’就没有‘亮点’，干部压力大，上级不喜欢。但这样的地方，中小企业多，小老板多，老百姓真正富裕起来了。”

记者采访一些地区基层政府时发现，当地干部的奖金根据招商引资额、财政收入排名等业绩来计算，但没有“提高居民收入”这一项奖励。

【材料3】

根治收入分配不公，必然涉及一系列权利和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安排，包括建立人人等同的社会保障、创业、择业和就业机会等等。这涉及财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就业制度、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只有不断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近年来，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纷纷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试点。

问题：根据给定材料，结合我国现状，提出缩小收入差距对策性建议。

【解析】

为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全面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大力促进农民增收，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其次，有效调节过高收入。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加大税收调节作用，积极发展慈善事业，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第三，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加快推进城镇化，推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鼓励和支持自主创业，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