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桥免费岂是管理免责

王石川

免费值得鼓励。但“一撤了之”或是“一封停之”，则是一种不作为乃至乱作为

宁夏吴忠黄河大桥辅道桥撤销了存在10年的收费站，当地民众拍手称快。不曾想，日前有媒体报道，政府部门已在路口设置路障，让行人和车辆难以通行。据说，此举是担心有安全风险。

最近一段时间，“路桥免费”一再成为公共议题的热点。看来，“免费蛋糕”吃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免费以后的问题不比收费时少。

大桥免费本来是好事，为什么却办得窝心？有的大桥停止收费的同时，也一并停止管理措施，这一停让人心生忧虑：行人和车辆的安全谁来保障？而撤销收费站后旋即以“安全考虑”封路，这一封更让人心存疑惑：收费多年从未因安全问题而停止通行，怎么一免费就不安全了？

无论是一撤了之还是一封停之，都与民众期待相去甚远。这种态度恐怕也是一种不作为乃至乱作为，与收费模式下的工作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难免让公众产生有关部门不情不愿、推卸责任的印象，更会生发“既得利益阻挡改革”之类的感想。

路桥可以免费，但管理不能免责。岂止不能免责，更应强化管理、提升服务。这是因为，在公共资源免费情况下，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课题，管理部门不仅不能缺席，而且需要有所调整和创新。重大节假日高速路免费，一下子刺激了民众开车出行，如果路桥公司和交管部门没有周全的预案，没有及时的政策调整，没有完善的救济之道，高速路难免变成停车场。同样，大桥免费之后，面对蜂拥而至的车流，如果不加强安全管理和疏导，就很可能变成“危桥”。

事实上，公共政策本身就是浑然一体的系统，既需要制定之前的问计于民，也需要制定之中的反复论证，甚至充分博弈，还需要强有力的实施以及实施之后的评估。取消收费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取消之后谁来维护道路质量，谁来保证交通畅通，谁来监管车辆超载现象，都是不能忽视的管理课题。

免费有免费的问题，不能一免费就当甩手掌柜，当然也不能因为免费后出现了问题就想着重走收费的老路。切实可行的出路，还在于顺应公共资源回归公益属性的大趋势，探索和建立“免费管理学”。

当然，任何公共政策的实施都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路桥免费”推行后，出现的交通拥堵、停止服务、设置路障等现象，暴露了管理转型存在的问题。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通过改革创新的办法解决各种梗阻，不断积累经验，顺利度过磨合期。在民生善政越来越多的今天，如何做好“免费”功课，真正把好事办好，已然成为考验政府部门执政能力的一个新课题。

别让“小学化”淹没了赤子之心

李泓冰

功利太盛，从稚龄起便学会书写、计算的孩子，却渐渐流失了赤子之心

别刻意评价幼儿发展好与差，别为“达标”对幼儿强化训练，为儿童成长设阶梯状标准……这是教育部日前颁布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的谆谆之教，并明确坚决取缔围绕小学招生开展的选拔性考试，铲除学前教育“小学化”土壤。

很多家长都有着切肤的育儿体验——倘若没有“小学化”训练，上小学之后，孩子可能就被老师视为“差生”。孩子自信尽失，家长也在陪练中苦不堪言。口口相传，敢于让幼儿自由生长的父母越来越稀少。

近年来，相关禁令出台不少，然而效果不彰。随着监管的松紧，靠奥数升学与幼儿园小学化之类的教育乱象忽冷忽热，发烧期往往远长于冷却期。为什么教育宏观层面频频“严禁”，而进了微观的校门，“严禁”却摇身变成“纵容”？

这里并没有什么天大的秘密，一词以蔽之：功利。

这是一条环环紧扣的功利链条：社会阶层生存状态的鲜明反差，让人人皆争“上游”，渴望成功，竞争心炽盛；而通往“上游”的途径狭仄，目下高考仍是“独木桥”，孩子们在焦虑的成年人鞭策下绝尘狼奔；对名校资源的惨烈竞争，逐渐下移到了幼儿，张爱玲那句“出名要趁早”的名言，变成家长们“应试要趁早”的忠告。应着这样的社会风习，学校自然要网罗优质生源，才能保证继续“优质”。于是，各种怪招纷至沓来。孩子们身不由己地被裹挟在教育流水线上，无论怎样闪转腾挪，都跳不出应试的如来佛掌心。偶有“严禁”的紧箍咒念诵念诵，也往往难以抵挡魔高一丈。你挡我推，法不责众，剑走偏锋的最后，便成浩荡之势。

于是，孩子们渐渐流失了创新能力、独特个性、人文素养，以及“能够接受不同意见”等公民意识。更重要的是，从稚龄起便学会书写、计算的孩子，却渐渐流失了赤子之心。一个心态健康明朗的人，常有童稚气，像孩子一样，带着天真、纯净、宽容的眼光处世为人；而一个社会心态健康明朗的民族，也常有童稚气，天真、纯净、宽容。功利太盛，淹没了赤子之心，也导致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

不久前故去的周汝昌先生，曾是一个9岁才开蒙的村童，却由于热爱学术而改变了人生。以他的西文功底去当个洋人买办，足可舒舒服服“捞世界”。相反，他抱定一部《红楼梦》，宁为“满纸荒唐言”，付出一生心血。谁能解得了这份孩童般的、毫无功利之心的痴迷？

如今的九龄童，比开蒙较晚的周汝昌要“强”得多了，不乏中英文俱佳、奥数钢琴兼通之才，有的都会用小恩小惠“贿选”班干部了。两相比较，这样耽于竞争的孩子，与九旬老翁周汝昌比起来，谁更有赤子之心？

这样一想，还是希望着，教育部这一回的“禁令”，真的能管用。毕竟，兹事体大呵。

【新闻背景】

克服学前教育小学化倾向

教育部印发《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本报北京10月16日电　（记者赵婀娜）近日，教育部印发《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强调了科学的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对于提高广大幼儿园教师的专业素质和家长的科学育儿能力，防止和克服“小学化”倾向，全面提高学前教育质量将具有重要意义。

《指南》从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个领域描述幼儿学习与发展，分别对3—4岁、4—5岁、5—6岁三个年龄段末期幼儿应该知道什么、能做什么，大致可以达到什么发展水平提出了合理期望，共32个目标；同时，针对当前学前教育普遍存在的困惑和误区，列举了一些能够有效帮助和促进幼儿学习与发展的教育途径与方法，为家长和幼儿园教师提供了具体、可操作的指导，共87条教育建议。

《指南》强调要充分认识生活和游戏对幼儿成长的教育价值，严禁“拔苗助长”式的超前教育和强化训练，成人不应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幼儿等。

教育部学前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负责人表示，幼儿园要科学、合理地帮助幼儿做好入学准备，重点做好语言表达、初步逻辑思维等学习适应能力的准备，以及主动性、规则意识和遵守规则的能力、任务意识和执行任务的能力等社会适应能力的准备，严禁幼儿园提前学习小学的教育内容。

消除病根，“黑救护车”才会绝迹

徐立凡

“黑救护车”横行，实际上是“地下经济”部分代行了公共服务的职能

日前，媒体调查发现，不少城市各大医院周边，一些“山寨救护车”、高仿“黑救护车”频繁出没，根据病人病情漫天要价、坐地起价，甚至与正规急救车争抢病人。

“黑救护车”设备简陋、隐患不少，决定了其发生医疗或安全事故的高风险。因此，查处“黑救护车”，维持正常公共医疗秩序是有关部门应尽职责。但是，仅凭严格监管能否彻底治理“黑救护车”？或者说，“黑救护车”横行的病根到底在哪里？

“黑救护车”大行其道，固然有设租牟利的驱动力，但更源于市场供给失衡和价格体系失真。

从供求来看，公共医疗资源集中度过高和优质医疗资源稀缺，导致患者就医集中度过高。即使加快医疗急救网络的建设，强化医院接转能力，但就目前情况看，其效果也会稀释。从成本效益看，据记者调查，目前大部分地区实行的是急救车有偿服务，与“黑救护车”相比，正规救护车并不具备明显价格优势，如果管理不善，那么运转效率上或许还低于后者。

可见，公共医疗运行机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不除，即使查掉了一批“黑救护车”，但在庞大市场需求刺激下，仍可能催生出下一批“黑救护车”。

实际上，类似“黑救护车”的“地下经济”，并不鲜见。比如，在郊区和农村等公共投入不足的地方，总有“黑校车”出没。即使家长明知有安全隐患，但依然让孩子登车上路。又比如，在许多城市，“黑出租”屡禁不绝。打车难，让许多市民不得不选择“黑车”。

从供需角度看，“黑救护车”、“黑校车”或“黑出租”，实际上都是“地下经济”部分代行了公共服务的职能。而这种“职能”之所以成立，源于两种“不够”：一是公共管理效率不高，二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地下经济”顽固生长的土壤，往往由此产生。

所以，治理“黑救护车”等“地下经济”问题，治本之策还在于提高公共管理效率、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提高效率，不仅需要整合监管体系，提高监管效率，更意味着管理方式的创新。如果公共医疗急救系统突出义务而非效益属性，其相对于“黑救护车”的比较优势就会凸现；如果出租车运营体制降低门槛，市场发现功能就会找到供需平衡点，从而消除人们对于“黑车”的需求。

同样，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增强，也不只是加大财政投入那么简单。政府投资是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主要推手，但常常面临支付不力、效果不彰等风险。对冲风险的最好办法，就是引入社会投资。有序开放救护市场，让更多可靠的社会资本进入急救领域，使之成为正规急救的有益补充，那么险象环生的“黑救护车”就会逐渐丧失横行动力。

总之，公共服务越不漂浮，“地下经济”就越难以滋生。这既需要政府服务意识的提升，也需要对市场自主能力体现出更多的尊重和借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