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本起源于西方，中国的儒家文化本来就不是最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土壤，现在要把儒家传统的诚信体系移植到市场经济中来，当然会面临很多重建的问题了。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礼仪之邦，但现在，这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诚信大国，却至今找不到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支点。过去经常被我们称为“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西方世界，现在看来，却要远比我们这个礼仪之邦更有诚信。

当我们谨慎地引入市场经济机制时，看到的除了市场的活力，还有假冒产品、虚假广告、坑蒙拐骗、骗税逃税、伪造假账、恶意拖欠等现象的泛滥。不讲诚信、欺骗欺诈已成为人人痛恨的一大公害，也成为严重制约中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大障碍。

在我们生活中，从小学生雇“工”代父母参加家长会，到大学生公开雇人撰写毕业论文，到学者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而不脸红，到各类学校巧立名目收取费用，此类现象竟然无遮无掩，大行其道。我们真的应该担心，中国的传统“礼仪”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仍然能有活力。

很多人把这些不讲诚信的社会现象，都归结为西方资产阶级特有的、唯利是图的市场本性在侵蚀我们的肌体。可是，早在中国引入市场经济之前，西方学者就已经对中国的“诚信”伦理产生怀疑，作出了中国“诚信不良”的评价。比如，马克斯·韦伯在其1915年出版的《儒教与道德》一书中写道：“正如人们一再断言的那样，中国人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不诚实，与同样经历过封建社会的日本相比，日本人在零售交易中讲诚信，中国人在零售交易中也不讲诚信。一个商品的‘定价’，即使对中国自己人而言，也显然是虚假的。中国人彼此之间典型的不信任，为所有的观察家所证实。”

当前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的根本原因，要从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儒家伦理中去寻找。简单地把它归罪于市场经济，归罪于个人的逐利本性，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有人还提出要把中国的传统诚信体系移植到市场经济之中，构建起儒家礼仪与市场行为相结合的社会信用体系，更是一厢情愿。

儒家的“诚信”伦理思想以家庭和个人为中心，强调血缘共同体，强调由这种血缘关系组成的一种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秩序。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这种关系对我们今天生活的影响，同样是深刻的。比如，中国的家长从小就对自己的孩子说，“陌生人给的东西千万不能吃”，言外之意是，陌生之人，不可信也！

儒家的“礼”是要确立“君、臣、父、子”的差序格局，所谓“爱有等差”，就是在不同的等级中，爱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在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封闭的熟人社会中，诚信没有平等和公平的含义。

西方当然也有欺诈，但从本质上来说，西方文化中的道德诚信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生活准则，它是对承诺和协议的遵守和兑现。西方社会形成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与合作，诚信的对象是整个社会上所有互不认识的陌生人，而不仅仅是熟人。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这两种不同的道德诚信演变出不同的社会形态。西方人的诚信理念是每一个人对任何其他人都有基本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责任的手段是社会契约，它从规定陌生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演变为维系市场经济的首要条件。

对中国传统诚信来说，五伦之外的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应遵循何种伦理准则，几乎是一个空白。尽管我们也从文化上对传统礼仪进行再造，但取而代之的是阶级标准和政治标准，“爱有级差”的道德标准最终演化为现代版的诚信等级。

其实，市场本起源于西方，它的一套运作方式，包括在市场经济下建立诚信，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儒家文化本来就不是最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土壤，现在要把儒家传统的诚信体系移植到市场经济中来，当然会面临很多重建的问题了。因此，在当前的中国社会重建诚信，关键是要破除儒家传统诚信伦理中的等级观念。现在中国社会的一个问题，就是一部分人或者觉得另一部分人不可信，或者觉得他们太讲诚信了因而可轻易欺骗之。诚信应该是所有人之间的诚信，而不只限于某个群体或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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