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母亲和姐姐、姐夫都是教师，加上祖父原本是教私塾的，尚可算是教师世家，但是每到教师节我总是别样的心情，我想，这和母亲一生的境遇有很大的关系。

母亲1930年出生于辽宁省庄河县，在家行小，上面两个哥哥两个姐姐。3岁时外公去世，外婆虽是个裹小脚的，但是一个寡妇家含辛茹苦的拉扯着5个孩子，却也并不封建。外公去世时家中境况还算殷实，外婆不顾族中非议，两个舅舅都供到大学，两个姨妈全部供到初中。母亲因为是最小的，所以一直供到高中毕业。不知是外婆的高瞻远瞩还是上苍眷顾，这样一路供下来，到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闹土改时母亲高中正好毕业，外婆家的成分也成了下中农，那年母亲18岁。

18岁高中毕业的母亲因东三省那个年代特殊的教育体系而显得颇有才学：小学时赶上“满洲国”，在家说中国话可是在学校里日语算是“国语”，不得不学；德语、意大利语因属于日本的盟国所以作为“外语”必选其一，母亲选的是德语，不知是外婆的先见之明还是啥的，反正由于外婆的叮嘱，离开母校后同事们谁也不知道母亲竟然还熟练掌握着日语、德语，甚至还会说俄语、朝鲜语（俄语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青年的时髦语言，约等于现在的美式英语；庄河县属丹东，隔鸭绿江与朝鲜相望，有不少的鲜族）。否则文革会更加倒霉。

1948年的东北百废待兴干部奇缺，母亲高中毕业后便留校任教，转年担任教导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机构重新整合，虽然有着高中的学历，但是因为还有下中农的成分，母亲政审丝毫没有遇到障碍，整合后便赴任县中心学校校长，那年母亲20岁。

崭新的国家、崭新的事业，20岁的母亲意气风发，和那个年代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在做好学校正常教学管理的同时，抗美援朝（丹东地处最前沿）、“三反五反”、“反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跃进”、“四清”，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宏伟大业中去，雪片似的入党申请书母亲也记不得写过多少次了，来一次运动就是党组织的一次考验。就在1955年，母亲与时任驻当地空军某机场卫生队长的父亲恋爱结婚，父亲在世时津津乐道的就是1955年，那年他双喜临门，另一喜就是初次授衔时父亲被授予空军上尉军衔。

1963年至1966年的“四清”运动席卷神州大地，母亲作为县里一个工作组的组长当然义无返顾，然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文革时母亲被当作“刘邓路线”打倒了。好在外婆家在方圆几十里地都有着相当好的人缘，母亲也就是陪斗，并没有吃多少苦头，然后就被下放回家，当然工资也就没有了。当时父亲被空四军借调在越南援越抗美，由于国际政治方面的原因还要保密，一南一北两地隔绝。

没有了工资也就没有了菜金，自留地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两个舅舅两个姨妈都在外地，两个舅舅由于解放前的大学学历在文革中正自顾不暇，两个姨妈的零星汇款也是杯水车薪，父亲在外“执行任务”不知死活，家里上有老母下有三个孩子，母亲只好偷偷的在野外开荒种菜。1983年母亲去世时大哥描述的一个场景至今还深深的刻在我的脑海：夜半时分，母亲背着我一手提马灯引路一手领着姐姐，大哥扛着锄头铁锨，深一脚浅一脚，躲闪着巡逻的民兵向着村外“我们的”菜地走去……

1968年7月，父亲援越抗美回国了！

刚刚回国的父亲顾不得春城昆明良好的休整环境，顾不得洗去战争的硝烟，立即到后勤军需部门领齐他储存的所有的国外补贴——满满三大旅行袋的炼乳、罐头、鸡蛋粉，在那个全国“大串联”正是如火如荼的年月，由昆明辗转武汉倒车，再从武汉到北京中转，由北京到沈阳，从沈阳到丹东换乘长途汽车，县城下车步行了几十里地！父亲终于回家了！

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的父亲得知家庭状况后雷霆震怒，立即找到他的老部队空军某机场，部队答复“上级命令部队不得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因此对母亲的境遇无能为力；父亲找到当时的县委，可是县委已经被砸烂无人敢管；父亲找到学校的当权派质问，又被母亲“刘邓路线”的一大堆帽子压的张口结舌，不知所云。

无奈之下，从1948年就开始自己职业生涯的母亲只好接受了她最最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当一名随军家属，并发誓从此不再涉足教育行业！这样，1968年的10月，把外婆送到沈阳大舅家，我们全家5口人到达了父亲的新部队（由于母亲坚持的缘故，父亲接受了新部队空四军的挽留）驻地——上海。

随军家属的生活与教育行业是“浑不搭界”，其间发生的一些由于对学生的教育方面的问题曾经与我的老师相互切磋长达数年的事情与本篇主题似无关联，容我另篇叙述。如果说这段随军家属的生活与职业妇女有关，也只能说由于母亲的文化知识，成为了当时部队家属制药厂的药剂化验员；再进一步和教育行业有关的话，1974年左右全国搞过一阵“向阳院（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少年儿童的阵地）”，母亲被部队政治部门指定为部队大院“向阳院”辅导员，小小的展现了一下教育方面的技巧（其实也就是管理孩子，根本谈不上、也不敢谈什么教育），不过没有了我们的“鸡飞狗跳”，那一段时间里部队大院确实清净了许多。

1978年父亲转业，在父亲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回到了祖籍河北（父亲说他南北转战半辈子，老骨头一定要入祖坟）。此时已经48岁、离开教育行业已经整整12年的母亲在《人民日报》上仿佛又看到了新的希望：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了！当时母亲热泪盈眶，一遍一遍的大声读着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要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这个细节一直震撼着我，因为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看见母亲流泪！

母亲激动了，她彻夜不眠，一页一页的奋笔疾书，手持厚厚的手写材料跑当地教育局，跑当时的“市革委”，落实政策只有一个要求：我要教课！

当时全国都在抓教育，全国的教育行业都缺人才，当地教育局看了母亲的简历和材料，马上组织专人“外调”到了母亲的家乡，母亲家乡的教育部门听说母亲愿意重新执教，当即便发来一封公函：如果母亲愿意回去执教，“家属子女的就业上学问题一切从优解决”。当地教育局一看有人往回抢，立即按待遇为母亲落实了政策，并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母亲安排在一所刚刚由企业子弟小学转为市立小学的学校当业务副校长，主管教学。

阔别学校12年的母亲当然不会计较这些，不但抓起了学校的全盘教学，而且自己担任了一个毕业班的班主任。那时的我晚饭前经常被父亲派出去执行母亲是否到家的“侦察任务”，以便在母亲进家门前摆好饭菜，而且常常因为“谎报军情”被父亲责骂：因为我明明看见母亲与学校老师边说边走到我家楼下了，半小时几十分钟也不见母亲上来。我只好又执行父亲的“第二套方案”：下楼很礼貌的请那位老师阿姨上来边吃边谈工作，此计屡屡奏效，那位老师阿姨一定大拍额头，“糟了，我那一家子”，然后匆匆而去。我与父亲看着母亲无奈的眼神，每每露出“胜利的微笑”。然而当母亲家访快半夜回来匆匆扒两口饭就马上批改作业进行备课的时候，我们父子交换的只有苦笑了。

一个学年下来，母亲的教学能力显露效果：她那一个班级考上重点初中的人数比往届该校一个年级的人数还多。市教育局随后就找母亲谈，想让母亲担任一个市重点小学的校长，谁知母亲坚决不干，调动可以，正校长坚决不干，还是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否则宁肯不调。下班回来说起此事，我和父亲都感到诧异，问母亲原因，回答令我们啼笑皆非：我干正校长，再来个运动我还是首当其冲，还要被打倒；我主管教学业务，不管谁当权，也要抓教育，我还能干我的本行。

由于母亲的坚持，教育局选了一位临将退休的老校长为正职，母亲实际主管全盘工作。重返教育战线的母亲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年前，又一篇沉甸甸的入党申请书交了上去，上面写着：间断了十四年的申请……我知道我不够一个党员的标准……但是我珍惜十四年后我能够重新获得申请入党的资格，因为这是党给我的……

1981年暑假，我家一喜一忧：喜是母亲终于在她51岁的时候成为预备党员了！32年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而这忧：母亲在体检中查出患了乳腺癌！

父亲怕母亲经受不住便隐瞒了恶性的消息，只是催促母亲进行手术，母亲不知就里，很坦白的告诉父亲：我刚刚成为预备党员就动手术休病假，同志们怎么看我？既然是良性的，等我转正以后做！父亲无奈，知道母亲的脾气又不能说出真相，只好在这一年的时间内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预防病情恶化。

1982年暑假前母亲刚刚党员转正，父亲马上催促母亲住院，母亲这次很听话，利用暑假做了病灶切除手术，然后就是理疗、化疗……

1982年暑假开学后，母亲感觉身体尚可，便坚持要开始上班，父母多次谈判，最后达成了一个父亲临去世也不能原谅自己的折中意见：半天上班、半天休息。结果上班不到半个月就晕倒在办公室被抬回家中，然后一直卧床。

1983年除夕夜（另文叙述）……

1983年2月26日（阴历正月十四）18时40分，母亲在市医院急救室阖然长逝。

母亲去世时年仅五十三岁！

谨以此文献给教育战线的老中青三代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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