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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美学思想极其丰富，仅对于“美”的见解，就有以“圣人法天贵真”而论美与真的关系，以“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而论自然之美，等等。为了进一步说明美的法则，庄子还提出了诸如“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致意者，物之精也”(《秋水》)、“言者无所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等观点，首开了无言可以拓境之先河，丰富了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拓展了美学内涵的空间。在庄子看来，自然就是纯而又纯的客观存在，要想认知它，即要获得“道”，只能去“法”自然，即通过“心斋”、“坐忘”，通过尊崇自然的法则，尊崇与自然同趣而无丝毫人为创造痕迹的“天乐”或“真画”来实现这一目标。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庄子文艺美学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庄子的这种自然的观念，“无言”的学说，在历代均得到了一般文人学士的推崇，甚至成为人们评论作品高下的根据或准则。这一根据或准则进而演变成中国诗歌学美学中的诗文自然论，开启了“中国文学以自然为审美理想，在师造化观念指导下，以创造这一意境为作品的最高品位”的文学创作理念，①最终形成了与儒家思想“文以载道”、“经世教化”不相一致的美学观点。

儒家倡导积极入世的人文精神，但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一旦无法实现这一美好理想时，人们往往就会将自己的梦想寄之山水，以求精神上的解脱。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们从庄子的学说中得到了启发，于是，他们在文学创作上不拘于表面上的语言文字，而注重于言外之意的创造。例如《文心雕龙·隐秀》中的“义生文外”，皎然的“情在言外”，刘禹锡的“义得而言丧”、“境生于象外”，司空图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味”，苏轼的“没在酸咸之外，可以一唱三叹”，严羽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以及后来的神韵说、境界说和滋味、妙悟说等，无一不是庄子“无言”之说的翻版。

滋味说和妙悟说是中国古典诗学理论中非常重要的概念。钟嵘在《诗品》中就明确地将滋味说看成是诗歌艺术最高的审美标准。唐代的司空图在滋味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辩味”的思想，因而成为了唐代诗味中的最高代表。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用“妙悟”接替“辩味”来揭示诗审美的本质，他以兴趣取代了韵味，认为无论学诗还是论诗都应该以具备中国古典文学最优秀的诗歌为对象，才能“悟入”诗的真谛，从而达到诗的审美超越。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他还将以体物抒怀的孟浩然诗与说理议论、力补世事的韩愈诗作对比，说明妙悟与学力即审美与认知的界限。他认为汉魏之诗有诗味，是出于自然、不自觉的“不假悟”;由谢灵运至盛唐以兴趣(兴致)为诗，便是成熟自觉的“透彻之悟”。盛唐以后的许多诗人对于诗的特质不能给予恰切的理解，因而缺乏兴味，做诗带有功利目的，是“终不悟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先经过三种境界，其实他所说的境界正可以“苦寻”、“对待”、“妙悟(顿悟)”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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