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十分敬仰的心情，一口气读完了《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因我也是一位秘书工作者，所以倍感亲切。掩卷而思，心潮难平，究竟是仰慕、是崇敬、是共鸣、是内疚，还是对秘书真谛的领悟、对秘书品格的再思考，一时难以说清。不过它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田家英确确实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的话。他忠于党、忠于人民，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共产党员。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做了大量工作。他用自己一生的秘书生活实践，揭示了“秘书”二字的真正含义，回答了秘书工作者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格和如何服务于政务的问题。田家英不愧为一代秘书的楷模。

秘书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又怎样发挥秘书的作用呢?对于这个问题，秘书界通过讨论，也肯定了许多有益的东西。诸如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指不设秘书长的办公厅)的工作任务是，“既要参与政务，又要管理事务”；秘书部门的主要作用是“枢纽作用”、“参谋作用”、“监督作用”、“信息反馈作用”；秘书人员应起到“领导思想的完善作用”、“知识不足的补充作用”、“公务处理的协助作用”、“各种信息的反馈作用”、“日常工作的监督作用”等等。但是，我以为秘书的主要作用应该是服务于政务。现在，由于人们对秘书的职责和作用的片面理解，使秘书工作出现了不少扭曲现象。尤其在一些基层部门和某些领导者的个人专职秘书当中，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机关日常事务(当然必要的事务管理也是应该的，但不能主次颠倒)和领导者的生活服务上。不少秘书人员从早到晚发通知、排座次，甚至抬桌子、搬凳子，也有少数领导专职秘书整天忙于他的领导的生活服务，他们很少思考如何服务于政务的问题，使“秘书”二字失去了它应有的光泽和原本的含义。

秘书的主要作用应该是服务于政务。

首先，这是由秘书工作的政治性所决定的。一定的阶级、政党和他们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机构，都严格地要求有自己的强有力的秘书班子和足智多谋、文笔练达的秘书人员。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政党和领袖人物都非常重视秘书工作。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列宁就十分关心苏维埃政权的秘书工作。他亲自指示创制《文牍工作规范》(见《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630页)，并在全国各地推行。毛泽东和周恩来也都非常关心秘书工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在中央苏区、在解放区都一贯重视秘书部门建设，曾做过具体的指示和要求。全国解放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对秘书工作发布过一系列文件，对秘书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做了明确规定。可见秘书工作同本阶级和它的政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总任务。秘书工作必须为实现这个总任务服务。如果人们从理论到实践、从认识到工作都能以此为标准去理解、看待秘书的作用，秘书工作就能跳出为小团体的狭隘利益服务的小天地，就能超越为领导者的事务服务的小圈子，就能摆脱繁琐事务的种种缠绕，从而真正回到服务于政务的方面来。

第二，秘书服务于政务的作用是秘书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的。自古以来，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秘书都处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决策部门和指挥机关中，处在法律赋予一定权力的领导者的身边。这种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它的任务就是为一定社会的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古代最早出现“秘书”一词时，就是指皇帝宫中秘藏之书。随着杜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秘书”一词由指物发展到指人，即指国家机关中的一种官职。如东汉桓帝时，开始设秘书监，相当于国家的图书馆长。魏晋南北朝设秘书监、秘书丞、秘书郎，均指官职，南朝的粱曾设“秘书省”，开始作为国家的行政机构，并为历代王朝所沿袭。而现代秘书是指国家行政干部一类的职务。在我国，如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秘书处长、秘书科长和秘书人员都是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者和工作人员。田家英生前就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在国外，一些国家的高级秘书相当于行政首长，如像国防秘书就是国防部长，外交秘书就是外交部长。英国、美国的文官委员会给秘书设置了不同层次的级别职称，如高级文书官、助理级文书官，一等秘书、二等秘书、三等秘书；同时，在国内外各类企业中都设有秘书机构和职称。

纵理中外历史，秘书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是发展着的社会经济政治把他推到了各级领导机关和决策圈周围。因而使他在国家管理和经济建设中，或参与谋划运筹、指挥协调，或接待来访、开展咨询，或收集情报、反馈信息，或为领导者助理和提供现代尖端技术服务，起着领导不可缺少的参谋助手作用。即使是个人专职秘书，他们的主要职责也是为他们的领导者行使一定范围内的领导职权服务，而绝不是私人所有，不是为个人的生活私事服务。xx总书记在同出席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秘书长座谈会同志座谈时的讲话中指出：“办公厅是党委的左右手，或者叫工作机构。我们各级党委办公厅都是为党委办事的……办公厅处在承上启下的地位，在党的工作部门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工作好不好对党委乃至全党的工作影响很大。”可见秘书部门和秘书人员的这种特殊地位，对于其发挥参谋助手作用是何等重要。所以，对于每一个秘书人员来说，就是要在其位而谋其政，而谋其政就是服务于政务。

三是秘书服务于政务的作用是被秘书工作的实践所证实的。秘书服务于政务主要是凭借他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采用文字的、口头的形式，通过充分发挥参谋和助手作用来进行的。在这方面，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给我们做出了榜样。田家英从1948年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起，在长达18年的秘书生活中，以他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特有的骨气、超群的才华，写下秘书服务于政务的光辉篇章。特别是在建国以后，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要求，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农村调查工作，直言不讳地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反映了当时农村出现的许多严重问题和不同意见。参与了党中央指挥全党、号令全国的许多重大决策和主要文件的起草，为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倾注了满腔心血。建国初期，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时，发现有些领导机关不重视信访工作，就和秘书室同志一起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了专题报告，提出要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建议各级领导机关指定专人或成立专门机构负责这项工作。对这个建议，毛泽东非常重视，立即作了批示。毛泽东的批示连同秘书室的报告转发全国后，很快推动了全国各级信访机构的建立和工作的开展。只一份报告，就推动了全国的信访工作，可见秘书的作用对于领导决策、指挥国事是多么的重要。1961年1月中旬，为了协助毛泽东主持制定“六十条”，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田家英带领工作人员去到浙江农村调查。通过调查，田家英如实地向毛泽东汇报了群众对公共食堂强烈不满，难以为继，应当解散的情况；陈述了一些地方粮食产量严重下降完全是由于“五风”造成的意见；同时，他建议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他的这个意见又被毛泽东采纳了。后来，在各地、各部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经过党的多次会议讨论，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在制定“六十条”的过程中，田家英向毛泽东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帮助毛泽东做了许多工作，受到毛泽东的赞扬。田家英在“六十条”的提出、制定和试行中都做出了贡献。他的贡献不仅是为完善一个伟大领袖人物的思想的贡献，更是为解除亿万人民举步维艰之苦的贡献。要知道，在中国人民生活困难的时期，就是由于“六十条”的贯彻执才扭转了当时的农业局势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以上事例充分说明，在领导机构、在领导者身边，秘书通过自已的工作，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同领导者的思想融会在一起，其作用和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秘书服务于政务应该具备些什么条件呢？主要有两条：

一、决定于秘书人员服务于政务的正确意识。服务于政务的正确意识来源于秘书工作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强烈的革命事业心。一个人，只要有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就会时刻在做牺牲自己利益以至生命的精神准备，在真理和错误面前，他的选择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种精神和气质是秘书必须具备的。秘书人员，身处决策机关和领导者身边，如果遇事顺情说话，违心办事，就会一言参政，遗害万民，一文苟下，重诬后世。相反，遇事实事求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粉饰太平，不隐瞒时弊，就能为领导者提供决策的最真实最可靠的材料。

但是，对于一个秘书人员来说，发现问题并不难，难的是敢不敢向领导反映问题和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一般秘书人员所难于做到的，但这却正是秘书人员应该努力做到的。在这一点上，田家英为我们树立了典范。1961年1月中旬，他在浙江农村调查时，遇到了食堂究竟是办还是不办的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坚持把食堂办好，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食堂应当解散。田家英通过调查，赞成解散食堂的意见。但这个问题实在太敏感，风险也太大了，敢不敢向毛泽东反映，是每个参加调查的人都举棋不定的问题。因为当时，主张维持食堂的人，包括一些高级领导人和其他一些调查组，大有人在；过去有些人因食堂问题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刚刚发出的“十二条”指示信，明确规定必须“坚持食堂”，等等。所有这些，田家英都是知道的，但最后他还是向毛泽东反映了真实情况，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这对后来中央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起了很好的作用。田家英的一生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生，敢于直言是他在参政中的一贯作风。别人不敢说的话他敢说，别人不敢越的雷池他敢跨越。他为什么能这样做呢？用田家英自己的话说，就是“上级的指示要执行，但如果有错误，就应当反映，提意见。无非是妻离子散，打成右派，儿子不叫父亲，死于非命，怕什么!要坚持真理。”“人民利益是衡量动机好坏的标准。凡是违反人民利益的要马上制止。”田家英的胸怀，一个秘书的胸怀，时刻装着万家忧乐、人民利益，这就是他敢于直言、敢于坚持真理、大胆参政的力量源泉。所以，秘书要具有正确的服务于政务的意识，必先要有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意识。

二、决定于领导者的民主作风。秘书人员一般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优秀工作者，他们政治可靠，品质优良，作风正派，思想敏捷，知识丰富，工作勤奋。领导者应该把他们作为自己工作上的助手，智力上的补充和事业上的志同道合者。对秘书既要严格要求、具体指导，又要高度信任、放手使用，要善于倾听秘书的意见，尤其是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对重大问题应该同秘书共同讨论，允许秘书同自己争论。这种作风才是真正民主的作风，是一个领导者走向成功之路的必备条件。田家英之所以能向毛泽东提出许多重要意见，直言不讳，大胆参政，除了他本身的条件外，是毛泽东的民主作风鼓舞了他，没有毛泽东那种伟大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宽广胸怀，是很难办到的。

领导者同秘书之间创造民主气氛，除了让秘书讲话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承认秘书的劳动成果，特别是秘书坚持自己的意见、否定了领导的意见而取得的成果。毛泽尔对田家英正是这样做的，所以，至今被人们传为佳话。1956年6月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亲自为大会起草了开幕词。但他很不满意，就请秘书为他代劳再起草一份。田家英重新起草的开幕词，文字精练，内容丰富，经毛泽东一宣读，激起了与会代表的一次次热烈掌声和欢呼声。会议休息时，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跟前，赞扬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毛泽东对这些代表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1961年在党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上提到‘六十条”的由来时，毛泽东说：“我是听谁的呢？就是听了田家英的话，他说搞条例比较好。”这些话虽然文字不多，听起来也很简单，但是，对于一个秘书人员却是多么的难得，多么的有分量。秘书总是希望他的领导者对自己的劳动能够有一个公正的评价。这是增强秘书服务于政务意识的又一个力量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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