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分100分

时限150分钟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综合测试。

2．参考时限：阅读材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所给材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二、给定材料

【材料一】

东莞市日前做出决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广东省东莞市将在全市范围内禁止养猪，理由是由于养猪污染环境严重，养猪不经济。总之，禁止养猪是出于环保和产业调整的需要。

可耐人寻味的是，东莞市经贸局从去年就已经和农业局联合进行“生猪供莞定点基地”的认定工作，到2008年1月1日，东莞市场上的所有猪肉都从生猪供莞定点基地买进。本地人如果要养猪也必须申报“生猪供莞定点基地”。

国内的养猪价格一路飙升，这固然与整个国民经济偏热、物价整体上涨有关，但生猪生产供应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为此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明确规定，各城市要在郊区县建立大型生猪养殖场，保持必要的养猪规模和猪肉供给率。任何地方不得以新农村或整治环境为由禁止和限制生猪饲养，明目张胆地与国家缓解难题背遭而驰，不晓得东莞意欲何为?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个响当当的理由。可问题是：根据什么去鼓励或抑制某种产业的发展。就这个事例来看，东莞市经贸局的做法，反映的并不是政府有多么高明的产业眼光，而是政府的行政伦理缺失，因此，所谓“定点”即使有所谓招标等辅助措施，也很难避免权力寻租、暗箱操作等腐败行为的发生。

【材料二】

去年12月17日，虞城县一读者投诉称：虞城县市容管理局为整顿市容，向街头商贩公开销售“保护伞”、“小推车”，价格分别为130元、300元，买了伞和小推车后，市容管理局就不会再找麻烦了。(12月24日《河南商报》)为了430元，“城管监制”的伞，让权力变成了个别人、个别部门损害国家和公共利益牟取私利的工具。从中，我们看到的是公共权力使用的任意性，甚至是“流氓化”趋势，这种权力的异化，严重背离公共权力的性质，导致社会公平缺失，带来行政伦理失范，严重危害公众利益。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本来是执政者与民众订约的产物，政府权力在本质上属于人民。政府一旦形成，其内部官僚集团也会有自己的利益，也是经济理性人，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由此甚至会导致政府的变异，如大量滋生寻租现象，打破了官员无私、自动代表公共利益的政治学神话。城管监制的“保护伞”就证明了这点。

【材料三】

前些时候，《中国青年报》有评论讲到：在某县法院的中层干部竞争上岗演讲会上，竞争者无不以当选后完成若干创收金额为首要保证。该院领导表示，此乃发展“执法产业”需要云云。这种“执法产业”绝非个别现象，在一些地区甚至已成主体产业，除公、检、法之外，工商、环保、审计、土地等部门也是“执法产业”的大户，其特征是以案件或行政指标为资源，以执法或行政审批为手段，如公安部门通过内线聚众赌博以收缴赌资、通过妓女拉客下水以罚款，工商部门拖办工商登记同时以无证经营为由进行经济处罚……各显神通，藉此为机关乃至为地方广开财路。

现时舆论的焦点都集中在以权谋私的腐败上，但这种以权谋“公”的腐败，其实是更坏的腐败。以权谋私是个人犯罪，有犯罪主体，仍可能惩罚罪人，罚没脏款；而以权谋“公”却是集体犯罪，也就是机构犯罪，没有明确犯罪主体，一般较难受到法律惩治。对于造成政府损失的以权谋私者，政府还可以大开杀戒，但对于只造成人民损失而未造成政府有形损失(在这里，这里的损失是无形的信誉损失)的以权谋“公”者呢?

【材料四】

喧嚣一时的陕西“假虎照”事件终于有了官方结论。最新一期《嘹望》新闻周刊发表文章评论近期“假虎照”事件。

文章说：一位大山深处中的农民主演的闹剧，演变成一起受到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伪照突破了三级部门、13名干部的把关，以省级政府主管部门的名义召开新闻发布会予以确认发布，其间，所涉部门无不言之凿凿，胸脯拍得山响；更有厅级官员以“乌纱帽”作保，为“纸老虎”的登堂入室推波助澜。整个事件充分暴露了相关机关和公务人员作风漂浮、纪律涣散、责任心缺失、依法行政意识淡薄等突出问题。可以说，该作为的不作为，不该作为的乱作为，在公众的质疑声中，政府信用严重受损。因此，切实加强政府意识和行政伦理教育，健全政府信用体系，已经显得十分重要，应尽快列入各级决策者的工作日程，作为政府信用的制度保障。

【材料五】

河南周口市郸城县城关镇起诉县、市两级政府，该案被称为政府“下告上”第一案。

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城关镇政府承受了没有想到的压力，经过考虑之后，决定撤诉，现在镇政府唯一能做的是“只有等待上级的指示或者法院的判决”。“我怕什么，我怕的不是官司的输赢，而是官场的无形压力”，镇党委书记兼镇长王向阳表达了这样的情绪。

有评论者认为，这一案件以诉讼的方式突破了传统的“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行政伦理，对行政权力体系的“垂直权威”发出了挑战。但事实上，王向阳不仅未能突破传统行政伦理，反而深陷其中，陷入了行政伦理选择的困境：如果赢了官司，他没有办法向县、市级领导交代，没有办法向私交不错的对手交代；如果输了官司，他则无言面对镇里的领导干部们，也无法面对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总之，赢了官司要下地狱，输了官司也要下地狱。